方以智与阳明学可以预见的是，国学经典会一直在行业里继续引领航向，在产品质量上保持先进的国际标准。
一
明清鼎革之际，刘宗周绝食而亡，黄宗羲及身而止，“明夷待访”；王夫之隐居林下，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；顾炎武孑然一身，游历北方；方以智则以真孤担当，屹然挺立，“九死之骨，欲平疗教者之心，心苦矣”（《易余·薪火》）。
回应阳明学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的重要议题。从对阳明学的批评而言，由重到轻，依次为顾炎武、王夫之、黄宗羲、方以智。顾炎武认为阳明学导致了明朝亡国：“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。股肱惰而万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国乱，神州荡覆，宗社丘墟。”（《日知录》卷七）顾炎武的批评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有关，此处有“实学”与“空言”两个对立概念：“空言”指向泰州学派、浙中王门等重视良知超越的左派，导致阳明学脱实向虚。王夫之认为阳明学害道误国：“王氏之学，一传而为王畿，再传而为李贽，无忌惮之教立，而廉耻丧，盗贼兴，中国沦没，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。”（《张子正蒙注》卷九）阳明后学以王畿、李贽之学危害最大。他从三个层次批评阳明学：一是直接攻击：王阳明不堪小誉，阳明学附会圣说，阳儒阴释。二是批评王阳明对经典的诠释：王阳明假借经书，对格物等妄加诠释，歪曲了儒学正统。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、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。以阳明学为对立面，王夫之以易知简能、至善无恶、以行兼知构建其学说体系。黄宗羲评价阳明学较为客观，态度温和，但在学术立场与思想深度方面仍具有限制性。
由顾、王、黄对于阳明学的批评，可引出三个重要问题：第一，阳明学如何不至于堕落成“空言”，换言之，阳明学如何坚守“实学”；第二，批评主要指向泰州学派、浙中王门等重视超越的左派，而非江右王门、止修学派等崇尚实修的右派；第三，从学理上而言，批评王畿之学并未透骨入髓，甚至是回避问题。与顾、王、黄不同，方以智作为阳明学传承嫡系，他深入阳明学思想内部，充分吸收王畿的良知学之超越，并将超越的精神下贯至实学，深度回应阳明学的问题，尤其是良知道体论之“无”与致良知功夫论之“悟”。“偏教医活死麒麟。”（《易余·附录》）《春秋》以西狩获麟结尾，麒麟代指儒学。方以智的学术理想是医救儒学，现实任务便是治疗阳明学之病，使得深陷困境的阳明学得以贞下起元。
二
方以智的阳明学传承可以概括为：传承泰州学派，成于江右王门。
方以智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赤、缁、黄三老人及一杖人。赤老人方大镇是方以智的祖父，方大镇直接传承其父方学渐编著的《心学宗》，该书始于尧舜禹，终于王阳明与泰州学派的王艮。方以智之子方中通续编四卷，分列方学渐、方大镇、方孔炤、方以智，从而将心学融入方氏四代家学。合观《心学宗》的正编与续编，可以将方氏家学与阳明学合为一传，择要而论，是从王阳明至方以智的心学遥接传承，从王艮至方以智的泰州学派间接传承，以及从方大镇至方以智的直接传承。虽然《明儒学案》将方学渐归入泰州学派，但与李贽等激进的泰州学派不同，他师承张绪、耿定理，温和且偏于保守。方学渐与东林学派顾宪成、高攀龙的学旨相近，重视至善，驳斥王畿的“无善无恶”。从方氏参与的讲会来看，方学渐宗主至善，与东林学旨合拍，其讲学影响主要在桐城地区；方大镇则进入全国阳明学讲会的中心，参与了明末最大的阳明学讲会——首善书院，并举荐罗洪先、周汝登等阳明学后学，“以念庵砺，完新建政”“善贯有无，诚明之究”（《合山栾庐占·慕述》）。罗洪先（念庵）是江右王门的巨擘，方大镇由学罗洪先以成王阳明之学，这有利于方以智承接江右王门，并且以“至善”贯通“有”“无”。邹元标是江右王门的学术领袖，与许孚远的弟子冯从吾为代表的关中学术联动，相为盐梅，从地方到中央，两人共同致力于建设首善书院。邹元标、冯从吾引方大镇为同道，从《闻斯录》来看，方大镇在论学中表现出深刻的思辨力。首善书院遭禁毁，邹元标退回江右，方大镇同人于野，隐居浮山，与吴应宾论学。
方学渐、方大镇均以至善为宗，而缁老人吴应宾重视无善的超越，这亦是方以智阳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。吴应宾是方以智的外祖父，他发扬王阳明的《古本大学》，著有《古本大学释论》，以“无我”诠释“止至善”，贯通王阳明的“至善者心之体”与“无善无恶者心之体”。吴应宾的讲友有祝世禄、焦竑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、邹元标等阳明后学，吴应宾会通三教，受业于憨山、莲池、紫柏等佛教高僧，这些高僧与阳明学者有密切互动，为方以智提供了一流的佛教思想资源，启蒙了“禅净同参”“荆杏双修”。吴应宾指出“有”“无”问题导致的阳明学之病：“有”导致“瞪目见花”，“无”导致“失志健忘”，“亦有亦无”导致“寒热交攻”，“非有非无”导致“阴阳俱脱”。他应病予药，将有无之辩从平面层次的彼此不容转化成立体层次的相互涵摄，以“无我”“尽性”立宗，从功夫论角度来解决阳明学之病，并指出从王畿之学重返王阳明四句教的发展方向。（《宗一圣论》）许孚远与周汝登在南京辩《九谛》《九解》，延续钱德洪与王畿的有无之辩。吴应宾论“无”似王畿、周汝登，方大镇持“有”似钱德洪、许孚远，两人辨析二十余年，共同“孕育”了方以智，促成了阳明学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高峰。
黄老人王宣祖籍江右，受益于方学渐讲学，是方以智的启蒙老师，其阳明学代表作有《书〈青原惜阴卷〉后》，该文以江右王门为主，精要评点阳明学者及其学旨。吴应宾的师友杖人觉浪道盛属于曹洞宗谱系，与焦竑、周汝登、曾凤仪等注重儒佛会通的阳明后学交游，为诸公所重。三老人与一杖人之外，影响方以智阳明学思想的还有泰州学派罗汝芳的后学汪可受、东林学派孙慎行、张玮等。在方大镇时，方氏家学的阳明学思想资源已有充分储备，但未能得时、得位。方以智将三老人一杖人之学合为一传，晚年驻锡江右，主持曹洞宗派祖庭、江右王门讲会的中心青原山，以披缁之退路为讲学之进路，既得时，又得位，在邹元标后学等学者的帮助下，再现弦歌良会的讲学盛况：“木屖早已传消息，一树花开香满山。”（《传心堂约述》）通过“传消息”，方以智为江右带来蓬勃生机。
方以智接续阳明学法脉，与施闰章（其祖施鸿猷为罗汝芳的后学）重振青原山传心堂。《传心堂约述》所述的阳明学传心法脉起于王阳明，终于方以智，以方以智评王畿与罗汝芳之学为结语，表现出阳明学传心的开放性与整体性。黄宗羲认为王阳明一生精神，俱在江右，“惟江右为得其传”（《明儒学案·江右王门》）。
三
从阳明学发展状态来看：王阳明的第一代弟子与再传弟子以顺境为主；三传弟子后，以困境为主，这既有张居正禁学等外部原因，亦有内在原因：“一似今世讲良知学，陈陈相因，即阳明子复起，未有不唾而走。”（《药地炮庄·总论上》）从学理而言，阳明学创造性乏力；从践行而言，脱实向虚，假道学盛行，这是顾、王、黄批评的焦点。从阳明学发展的主题来看，以王阳明教三变为基础，前三个阶段是：第一，默坐澄心、静坐，江右王门主旨；第二，致良知，泰州学派主旨；第三：无善无恶、无是无非，浙中王门主旨。在纠正泰州学派、浙中王门流弊时，产生了止修学及关联学派，这可作为阳明学发展的第四阶段。李材的止修学内生于江右王门，其同心友有万廷言、许孚远等，借助弟子李复阳知县无锡，并由此开启以顾宪成、高攀龙相继主盟的东林学派。冯从吾与顾宪成、高攀龙相和，亦以至善为宗旨，这一阶段的主题是至善无恶、艮背止修。方学渐的至善与实学宗旨属于阳明学发展的第四阶段。第五阶段以邹元标与方以智为代表。邹元标以“学”为宗，以“愿学”统摄四大门派良知学宗旨。方以智以“藏悟于学”为要：学即是悟，是上达，是超越；学又是孝，是修，是下学，是着实。由此实现悟修合一，下学上达合一，学、悟、觉、孝、效合一。五个阶段的困境及出路如下：第一阶段的流弊在于沉顽空、守死寂，出路在于以泰州学派拆穿光景，即有而无，放开，流行，乃至超越至第三阶段的无。第二阶段的流弊在于杂染情识、任情。初学者的出路在于补充第一阶段教法，锤炼赤子人心为真心，以臻纯良；中学者的出路在于超越至无，时时缉熙；老学者应即悟即修，悟修合一。第三阶段的流弊在于玄虚高妙，出路在于补充第一阶段教法，如王阳明为王畿治静室。以止修学派平衡，悟修合一，即悟即修，即修即悟。第四阶段的流弊在于泥迹，应以第二段教法流行之，推致良知；以第三阶段超越之，下学而上达。第五阶段的流弊是圆教，总体出路指引，亦是重回王阳明的天泉证道：“相取为用，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。”（《传习录下》）
相应于阳明学发展的五个阶段，产生了四种四句教法。前三个阶段，王阳明的四句教是：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由此向“无”发展，产生第三个阶段王畿的“四无”：“无心之心则藏密，无意之意则应圆，无知之知则体寂，无物之物则用神。”以万廷言为例，第四个阶段的学旨为：“至善无恶心之体，发窍是知意为足，意体物用步步路，心意知物止至善。”以方以智为例，第五个阶段的学旨是：“湛然则无静矣，善用则无动矣，因物则无心矣，知法则无物矣。”从“有”“无”考量四种四句教：王阳明倡导“有”“无”平衡；王畿单提“无”，本意是超越“有”，却暗含了否定“有”的风险；万廷言、李材、顾宪成、方学渐等以至善之实有抵制“四无”，是“无”之否定；方以智以实有涵盖“无”，是王畿之学否定的再否定，重返实有。从方氏家学内部来看，方学渐崇尚至善，抵制“四无”，“有”“无”势不两立；至方大镇，经与吴应宾长期深入探析，“有”“无”的紧张关系渐趋缓和；方以智兼取吴应宾之“无”与方大镇之“有”，藏“无”于“有”，将阳明学的“有”“无”之辩带入一个新高度。
王畿为阳明学之利根，从道体而言，王畿之“无”如太阿之剑，有利于斩断“有”之泥迹，彰显“无”之超越，其流弊在于导致“倒持太阿”，伤害良知，成为阳明学发展的“酖毒”。方以智批评王畿之学的道体是独心独性，而非公心公性，流弊为荡漾在一己之私心横行。从功夫论而言，王畿重视“悟”，有解悟、证悟、彻悟，针对王畿之学由悟导致的脱实向虚，邹元标以“修”平衡悟，悟修合一，方以智以“学”铎人，以“学”“修”实之。综合方学渐、方大镇、吴应宾的阳明学思想，方以智以“至善统有无”，纠正王畿之学单提“无”的偏失。道体分显冒、密冒与统冒，合称三冒。显冒对应有，密冒对应无，显密关系如同有无，两者分出层次：由显以入密，此是超越与上达；由密以返显，此是归实与下贯。王畿之学超越上达，李材、顾宪成、方学渐之学着实下贯；上达与下贯的双向互动，从而促进“下学”与“上达”的黏合，显密无间。
阳明学“有”“无”之间的断裂可通过“统冒”来贯通，由此三冒，“实三而恒一，实一而恒三”（《易余·三冒五衍》）。在静态关系基础上，三冒还可以如拨浪鼓一样旋转，显密二冒如同拨浪鼓的两个弹丸，统冒如中间旋转的鼓柄。又如书生鹅笼之喻，显密可以吞吐：显冒吞密冒，藏无于有；密冒吞显冒，隐有于无。在吞进后，显密一体；又可以随时吐出，显密各有其用。从功夫论而言，三冒以成吾，吾是真己、良知，从悟、觉（密冒），孝、效（显冒），学、教（统冒）三方面展开真己。即道体即是功夫，道体论与功夫论一致：“标性善者，生机也；标四无者，死语也。下学藏上，则死语即是生机。”（《周易时论合编·系辞上传》）若偏执王畿的“四无”之超越，则破坏道体论的“有”“无”平衡，导致功夫论的“下学”与“上达”割裂：“执上达，坏下学。”王畿标宗“四无”，其流弊为顽荒、率兽、一是皆良，是死语，是绝境；方以智通过“有”“无”的再次平衡，“藏悟于学”，重新激活“四无”，是生机，是出路。“藏悟于学”即是“下学藏上”，是“上学”与“下达”的再次平衡，映射至道体论，即是“藏无于有”。“阳明门下一枭龙，药地收摄入医笼。”王畿如枭龙，既是阳明学理论超越发展的开拓者，亦是阳明学因“无”而堕落的始作俑者。方以智能够贞定住王畿之“无”，他以“药地”为号，天地互余，药地即是药天，药天地之病，当然也包括陷入困境的阳明学。方以智对阳明学之病批判愈深，反向表明其爱之愈切，愈有利于阳明学的刮骨疗毒，“冬雷急雨洗晴梅”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方以智可称之为阳明学“真孤”。
从宋明理学的心学流派而言，较之于象山学、慈湖学、白沙学，阳明学在将心之良知作为道德本体时，更强调良知的推致：良知必然要转化为行，从而关联知行合一；反之，知不向行转化，则收缩成一己之自适，乃至导致虚寂之弊。知行合一带来阳明学经世致用的实学特征，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及责任担当：以行检验知、增强知，从而体现知的鲜活性与实效性。方以智的实学注重内在心体涵养及道德境界提升，卷裹了“上达”“悟”，这是超越顾、王、黄之处：方以智吸收了阳明学左派超越的精神，再返回实学，即虚即实；而顾、王、黄抵制、回避阳明学的超越维度，避虚就实，执实废虚。方以智的实学显然更符合阳明学的精神特质。从阳明学发展的困境而言，江右王门沉空守寂、泰州学派荡肆任情、浙中王门空亡顽荒，均表现为没有实事，良知着空，这是阳明学因末流牵连而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。如方以智之子方中履所言：“五世相传，惟重立志不惑，岂敢漫言从心而执无实法之黄叶，以扫理而荒学哉！”（《周易时论合编·跋》）方氏家学可视为阳明学实学精神传承发展的缩影。王阳明“传习”，方学渐“藏虚于实，潜无于有”（《庸言·虚无论》），方以智“藏悟于学”。从阳明学的病与药来看，阳明学道体论之病在虚无，当以实学救之；功夫论之病在超悟、上达，当以实修、下学医疗：“学”是最猛烈且最有效的良药。
当阳明学遭遇寒冬时，“真孤”不仅传承阳明学法脉，而且推进阳明学理论的发展，践行阳明学的真精神，甚至培养更多的阳明后学传人。方以智以真孤担当，晚年在青原山疗教救学，烹炮诸子，建药树堂，为阳明学的“核仁”提供庇护。外部环境惨烈，核仁却能在核室闭藏潜伏，完成后熟，内在转化。冬天愈冷，愈是核仁储蓄生机之时，愈有利于消除浮躁，收敛凝聚。当春天来临，核仁必然能迅速生根发芽，迸发出勃勃生机，长成的仁树亦将更富有生意，乃至遍地成林，这正是方以智对阳明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期待。